談判管理學會(2014/2/15) 學術典範與哲學之三

異於薩姆爾遜（Paul Samuelson）典範的經濟學教材

黃春興（清華大學經濟學系） 2014/02/07

I.

感謝江教授邀請我們來談這問題。江教授指定我們報告的內容是干學平教授和我合寫的那本副標題為「牽成繁榮與追求進步」的《經濟學原理》。由於干教授要我上台報告，因此，我以下要講的內容是從我個人的感受來報告我們的合作過程。

薩姆爾遜（Paul Samuelson）典範就是通稱的「新古典—凱因斯綜合學派」（Neoclassical-Keynesian Synthesis），其教材是目前經濟學教學中最普遍使用的。台灣出版的經濟學教科書，除了我們合寫的教材之外，都屬於這一類。台灣的經濟學教學並非如經濟學家最喜歡掛在嘴邊的多元化，而是定於一尊。這樣的一元化現象在國外也是，只是程度輕微一些，原因之一是他們的市場規模大到足以容納較多的非主流學派。另一個原因是，台灣的經濟學者相對地數學底子好，也就選擇具有比較優勢的數學模型之經濟分析。

的確，薩姆爾遜典範是當前的主流學派。在自然科學裡，主流學派往往擁有較為精確與可控制的內容，也因此，其演進很少會出現逆轉現象。但在經濟學，逆轉現象卻時常發生。譬如盛行於1950-1970年代的凱因斯學派，在1980-2000年代因停滯性通貨膨脹的出現而沒落，隨之為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派所取代。但到了上個世紀末，美國的次貸風暴和歐洲多國發生的外債危機又再度把凱因斯學派推到舞台中央。自然科學較常發生「典範革命」（Paradigm Revolutions），也就是以新的典範取代了舊的典範；但經濟學較常發生的不是典範革命，而是新的「研究課題」（Research Programs）的出現。事實上，1950年代興起的凱因斯學派並不能算是一個學派，只能說是一種學派下的政策理論。經濟學的完整學派必需包括價值論、分配論、成長論、文明論等四部分，而凱因斯政策只是成長論中主張以政府介入去維持經濟穩定與經濟發展的一套理論。就當時的學術環境來說，它的確是新的研究課題。之後，凱因斯政策雖然盛行，卻也不是完全取代新古典經濟學，只是在經濟學界搶到極大的領域，而把新古典經濟學逼退到相對少數的學校或學者。其實，在二十世紀初期盛行的馬克斯經濟學派和二十世中期盛行的舊制度學派，也都還繼續存在於少數的學校或學者，並在當前的反全球化論述中扮演主要的角色。

不同的經濟學派常有辯論。經濟學是在一連串的辯論中成長和多元化。由於人類擁有反省歷史經驗和創新的能力，經濟學派之間的辯論也就難以判定誰是誰非，往往都只是在各說各話。這個月初，我讀到凱因斯的一段話：「在經濟學中，你不可能判定你的對手有錯；你只會讓他愈發相信自己。況且，即使你是對的，如果你自己的闡釋和說服力有瑕疵，或如果他腦子裡已經充斥了相反的概念，或跟不上你向他展示的思路，你也不可能說服他。」（引用韋森轉述Wapshott, 2011的翻譯。）換言之，經濟學派並非在理論上征服對方，而是時勢造英雄，常因為提供政治情勢或經濟情勢的短期需要而取得主流地位。也因此，經濟學領域隨時都存在者嚴厲批判當前主流理論的非主流學派。整體而言，經濟學是一門自我反省與自我批判很強的學科。打從亞當史密斯以來，經濟學家就一直在探索異於主流學派的新的研究課題。批判與創新，一直都是經濟學家的任務和使命。但遺憾地，這種能力正在退化中，而這與政府大量借用經濟學家參與政策規劃有很大的關係。

去年十月，談判管理學會舉辦一個紀念寇斯（Ronald Coase）的學術會議。在會議中，我們獲悉寇斯期待經濟學能像生物學一樣，找到類似DNA結構以開啟新的研究課題，擺脫當前陷入「黑板經濟學」的困境。他以黑板經濟學比喻薩姆爾遜經濟學典範，批評其研究對象並非真實世界。今年一月初，學會又舉辦學術會議紀念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我以「當代經濟學教科書少了政治經濟學」為題，綜述布坎南一生對學術的貢獻。布坎南批評薩姆爾遜典範是社會在「行為規則與政治體制」確定之後的經濟分析，並不是對行為規則與政治體制之發展與演化的的研究，而這新的研究課題卻是快速變化之當代社會最需要的。

這兩位大師對薩姆爾遜典範的批評已有很長的一段時日，也榮獲了經濟學的桂冠，但依然未能喚起經濟學界的普遍覺醒。大部分的經濟學家都知道寇斯與布坎南的大名，卻很少願意去理解其思想，更無暇思考其呼籲。大師之外，也有不少的知名經濟學者對薩姆爾遜典範提出質疑。譬如創造「贏家通吃」一詞的法蘭克（Robert Frank），便在一個實驗中指出該典範教材可能塑造出比人類本性更為自私自利的學生。（略述他的實驗。）他關心的是：如果經濟學教材會影響學生的行為方式，那麼，就有責任避免反道德的教育後果。

為了理解法蘭克實驗的意義，讓我們回顧一下薩姆爾遜典範的內容大綱。該典範將經濟學區分成「個體經濟學」與「總體經濟學」兩部分。個體經濟學強調以下三點。（一）以經濟人為分析公設——經濟人擁有一套良序定義的偏好，並以追求最大效用或最大利潤為行為動機。（二）強調市場交易——個人隨時以供給者或需要者的角色參與市場交易，利用貨幣和價格去實現其動機。（三）認定市場失靈的可能——公共財、外部性、壟斷廠商、資訊不對稱等現象的存在都會破壞市場在配置資源的效率。（譬如，壟斷廠商會過度推高市場價格、污染性產品因低估社會邊際成本而定價過低、私人提供之公共財的定價無法反應社會邊際成本趨近於零的特質。）個體經濟學雖然允許個人可以自由地決定其供給與需要，但要求政府必須在個人行為之前先調整已經失靈的市場價格。政府先決定一套「社會福利函數」，然後在考慮公共財、外部性、壟斷廠商、資訊不對稱等問題之後，計算出最適的價格結構，並利用政府支出和稅收導正市場價格。

由於該典範對最適價格的決定過程與市場社會主義（Market Socialism）的訴求相同，米塞斯（L. Mises）稱該典範下的個人是被裝上控制程式的機器人，只會依照控制者與分析者的指令行動。海耶克（F. A. Hayek）以「假的個人主義」稱這典範，因為該社會是由原子式個人組成，其行動是遵循命令而非規則與制度。

個體經濟學的市場失靈論述給了政府干預市場的藉口，讓總體經濟學進一步以政府對經濟體系的管理和調控為研究課題。概括地說，個體經濟學允許政府介入長期的資源配置效率和經濟成長，而總體經濟學要求政府控制失業與通膨等短期經濟穩定問題。在賦予政府全面介入市場活動的理論基礎，和提供經濟學者學而優則仕的大好機會下，毫無疑問地，這綜合了新古典經濟學與凱因斯經濟學的薩姆爾遜典範深受經濟學界和政府的歡迎。

II.

該典範雖然創造了「經濟學家大軍」的壯盛陣容，卻無力解決當代的經濟危機。就以失業為例。總體經濟學以「總需要不足」為討論起點，要求政府採行擴張性政策，也就是赤字財政政策和低利率政策。這兩政策會提升私人投資和政府支出，在增加產出和降低失業率之後，進而提高物價。當物價上升後，若利率上升，市場活動將受到傷害，可能導致廠商破產與勞工失業的再度出現。若要避免失業再現，政府就得繼續發行貨幣去維持低利率。另一項可能促使利率提高的因素是政府因應赤字財政的公債發行，尤其是為了以債養債。凱因斯原本期待政府能在景氣轉好時開始償還政府赤字，但這很少在歷史上出現。政府在債務不斷累積下，只能繼續增加貨幣供給去壓低利率。最後造成的經濟情勢是：鉅額的政府債務、接近於零的利率和依舊低迷的景氣。譬如在1976年，英國卡拉漢（James Callaghan）首相便兩手一攤地說道：已經沒有刺激需要的政策工具。於是，英國不得不拋棄凱因斯經濟政策。

2008年，當美國次貸危機發展成全球金融危機時，英國女王便問經濟學家：是哪些失誤導致這次經濟危機？人們是不是太鬆懈了？2010年，美國國會舉行聽證會，也詢問經濟學家克藍德爾（David Colander）相似的問題。克藍德爾的回答是：薩姆爾遜典範並不是健全的經濟學，但其模型卻受到經濟學家與政府的狂愛，這是因為政府政策必須仰賴明確的數據，而該模型又能提供一套明確的數據。至於這套明確的數據是否真有預測或控制能力，那就不重要了。克藍德爾給國會的建議是：模型與明確的數據依舊是需要的，但是提供數據的經濟學家必須清楚說明模型的推理限制以及數據的可靠範圍。此外，政府更應該多元地邀請非薩姆爾遜典範的經濟學家提供非數字的建議。

克藍德爾為何認為薩姆爾遜典範並不是健全的經濟學？他借用經濟學界普遍流傳的「路燈下找汽車鑰匙」的故事去解釋。（車主在黑暗區遺失汽車鑰匙，卻在路燈下尋找。他認為，在燈下可以認識地形地貌，只要黑暗區的地形地貌也類似，便可藉助地形地貌的知識回到黑暗區尋找遺失的鑰匙。）根據過去數據建立的模型就如同在路燈下繪製地形地貌，只要未來的經濟結構不變，便可藉助模型去預測與控制未來經濟情勢。接著，他以奧地利學派式的口吻說道：人類社會的問題遠較自然科學的問題複雜。他沒進一步說明這複雜性，可能因為奧地利學派已清楚地指出：人類社會之複雜性乃因個人都具有四項特徵。（A1）個人與個人不同（Hayek），亦即個人持有的資源、能力、知識、期待實現的目標都不相同。（A2）個人擁有獨立的意志力（Mises），亦即個人會設法去實現其目標，包括談判與合作。（A3）個人會記取過去的教訓，累積經驗，並嘗試以創新的手段尋求突破。（Menger）（A4）個人會報復，也能妥協。（Locke）

經濟學探討的就是人的社會或是人的行動，因此，經濟學的分析必須面對人類社會的複雜性。但在薩姆爾遜典範下，個人的特徵消失了，只剩下可以衡量與加總的數量，如擁有的所得、消費量、工作時數等。這些數量先被加總成不同的經濟變量，然後再把這些經濟變量間的統計關係轉化為可操作的預期關係，或稱為「總體變數之經濟關係」。換言之，該典範下的「經濟人」只不過是根據總體變數之經濟關係行動的「機器經濟人」，並不具備上述A1-A4的個人特徵。其實，大家對「機器經濟人」並不陌生，許多美麗新世界的電影都有這類情節，如《超完美嬌妻》（The Stepford Wives），不是切除人的腦前額葉，就是安裝可控制的晶片。

當然，該典範的經濟學家並不是真的想將個人機器人化，但是，當他進入模型思考時，就自然地轉向，認為政策的設計者可以如此去看待「個人」。當前高速公路的etag收費就是很好的例子。政策設計者相信：只要拆除收費站、執行一定的獎勵和懲罰規定，駕駛人就會自動地給車輛加裝etag，使高速公路的收費和路況獲得改善。然而，活在真實世界的駕駛人卻還記得高速公路局和遠通公司過去在推動etc時的霸道，從而將那股怨氣轉移到這次的etag事件。該典範的經濟學家或許會堅稱那是駕駛人的非理性行為，只會是一時的騷動，不會對etag制度造成實質的影響。他們繼續堅持在政策設計上就是應該將個人機器人化。真的是這樣嗎？將個人機器人化之思維對社會的傷害遠比他們想像的嚴重得多。

「機器經濟人」或「機器人經濟學」（Robot Economics）是我在1990年代聽到的詞彙。那時干學平教授邀請了一位奧地利學派學者甘寧（Patrick Gunning）教授來系上客座，我是從他那兒聽到這些詞彙。（後來，我發現這是奧地利學派對薩姆爾遜典範的典型批判。）在甘寧來清大之前，我已經離開新古典經濟學好幾年了。我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是開創內生經濟成長理論的羅曼（Paul Romer）教授。由於任何一次性的外生投資，如新土地、新資本、新技術等，遲早都會呈現邊際產出遞減（到零）的現象，會再度落入馬爾薩斯的陰暗陷阱或羅馬俱樂部的成長極限。相對地，內生經濟成長理論強調勞動過程不斷累積的經驗、無數個別廠商研發成果的外溢效果、市場競爭引發的持續創新效果等，都具有連續性推動產業成長的效果，可以避免一次性外生投資的邊際產出遞減現象。內生經濟成長理論的概念很早就存在，羅曼的貢獻是將該概念納入薩姆爾遜典範，以數學模型去表現其效果。

在數學模型裡，不論是外生經濟成長理論或內生經濟成長理論，產出都是以生產函數來表現。然而，生產函數僅是表現生產投入因素之數量與產出數量的關係。譬如，投入更多的資本可以增加產出數量，或提升勞動者的教育程度可以增加產出數量。一直到現在，許多經濟學家都還是這麼相信：提高國民的教育程度可以增加國民總產出。很遺憾地，有權力決定台灣政策的經濟學家大都是持這種思維，於是就有了以普設大學取代了專技教育的政策。這是台灣經濟發展的一段不幸經驗。

我剛回國那時，有一次去香港，在中環看到許多圍地而坐的菲律賓勞工。那時，台灣也開始引入菲律賓勞工。菲律賓是亞洲中重視教育的國家，而經濟成長理論也強調教育政策對經濟發展的重要。他們的政府努力推動教育，但並沒如預期地加速經濟成長。一個主要的原因是，受教育的勞動者紛紛出國當外勞，而不是選擇在國內就業。當然，該典範的經濟學者也看到這種現象，但他們的解釋是：生產投入因素會選擇較高報酬的地方就業。這沒錯，菲律賓是自由的社會，受教育的勞工可以自由選擇去香港或台灣等較高報酬的地方就業。當時，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才起步，勞工的就業自由還未普及，北京大學和北京清華大學的畢業生還多留在大陸就業，但是，他們並未在工作崗位上表現出與他們的高學歷相映的生產力。當時的菲律賓與中國都是根據薩姆爾遜典範在推動政策，卻都見不到效果。由於有了這些觀察和反省，我拋棄了新古典經濟學。機器人經濟學只考慮設計政策的經濟學家和推動政策的政府的行動，並沒有考慮雇用生產投入因素之企業家的行動。菲律賓因為缺欠企業家的招募，受教育勞工只好尋找國外的高報酬工作；中國因為沒有企業家提供的另一種就業選擇，北京大學和北京清華大學的畢業生只好接受學非所用的就業安排。

III.

菲律賓勞工激發我對薩姆爾遜典範的懷疑，但我那時尚未真正認識到企業家的角色。當時，我沒有方向，因為不知道方向在哪裡？那時，我教財政學，用的是J. E. Stiglitz寫的教科書。書中提到，財政學必須假設社會上存在不同的人。這比總體經濟學好些，總體經濟學只存在一種稱為「代表性個人」（Representative Individual）的機器經濟人。不過，那仍然是薩姆爾遜典範下的財政學教科書，教材裡的個人依舊不具有A2-A4特徵。1986年布坎南獲得諾貝爾獎，兩年後，我改用他和Marilyn R. Flowers合寫的《財政學入門》（Public Finances: An Introductory Textbook）為教科書，改從公共選擇（Public Choice）的視角去探討財政學。

公共選擇理論，也可以稱為「美國的社會契約理論」，討論的是政治規則與制度的決定。相對地，在薩姆爾遜典範的財政學裡，政治規則與制度都是早由政府或經濟學家選定好的一條社會福利函數或一組相對的加權數。布坎南說他的理論源自於Knut Wicksell所強調的共識（Unanimity）傳統，也就是公共議案必須通過全體一致的同意。他很仔細地區分薩姆爾遜典範之財政學的分析和公共選擇下的分析。在《自由的限制》（The Limits of Liberty: Between Anarchy and Leviathan）一書中，他認為這區別反映出經濟分析在專制社會（一人世界）和民主社會（兩人世界）的不同。

不久，我在布坎南的文章中隱隱約約地讀到他對海耶克學說的抱怨，主要是批評他的論述太過於被動與消極。由於海耶克是1974年諾貝爾獎得主，而且享有盛名，我不敢輕易地就接受布坎南的指責，便開始閱讀海耶克的著作。逐漸地，我的信念轉而接受了海耶克的市場理論，在那裡，個人不必與其他人共同議決他的生活環境。在市場機制下，個人雖然只需要關心自己的計畫的實現，依舊可以傳遞他的合作意願並找到合作的對象，而且可以是生活在遠方的陌生人。後來，我發現海耶克在《致命的自負》一書中，把這種與陌生人的合作關係，看成是包括經濟生活在內的人類社會生活的最大成就，也是人類文明的最高發展。

於是，在結合了布坎南與海耶克的分析下，我們架構出一個不同於薩姆爾遜典範的經濟學教材。為了避開機器經濟人與機器人經濟學的根本性錯誤，我們的架構便立基於方法論個人主義(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生活在真實世界的個人為了改善生活，會試圖與他人往來，包括交換、協作、結合等等。個人在往來中常遭遇一些限制，也相應地採取某些行動。隨著生活領域的擴大，他會不斷擴大往來的人群。於是，我們架構出「一人世界」、「兩人世界」和「多人世界」，並將多人世界區分成「禮義社會」與「法政社會」兩篇來討論。以下，我將重述原教材之〈序言〉的幾段內容作簡單的陳述。

在薩姆爾遜典範下，個人自利動機的行為能引導資源作最有效率的配置。在只專注自己的「一人世界」模式裡，市場條件與社會狀況對個人都是外生給定的數據。個人只需要計算對自己對有利的行為方式與策略，便能生活在一個「自利利人」的世界。然而，霍布斯 (Thomas Hobbes) 式的論說指出：只要「害人利己」的行為較「自利利人」的行為容易被個人肯定，這樣的社會終將會淪為野獸叢林，一切行動與資源也都將為「力與詐」所支配。透過「囚犯困境賽局」的描述，經濟學者努力想為生活在你虞我詐的人們尋找一些能促成他們善意相待與合作的辦法。利用這類「兩人世界」的思考模式，他們獲得了一些成果。

然而，人類社會的複雜性裡遠超過兩人世界。賽局中的對局者可以嘗試藉由第三人的貢獻而跳出令經濟分析師不滿意的奈許（Nash）均衡。在現實的「多人世界」裡，人們為了長期的利益逐漸形成習慣、禮儀、風俗等制度，並建立家庭、市場、廠商、地方團體、以至於政府等組織。這些制度與組織都是個人為了自利而自動遵循或與他人結合成的。然而，個人的努力並不一定能成功，因為人際結合必然牽涉新古典學派與賽局理論所忽略的交易成本。因此，在「多人世界」的情形裡，我們將經濟分析擴展到人際之間的制度與組織選擇上。有些制度與組織並不需要政府或法律的強制力量就能成功；相應於此，我們架構出「禮義社會」一篇。對於那些需要政府或法律的強制力量才能維持的秩序與組織，我們則架構出另一篇的「法政社會」。顯然地，缺乏我們所架構的任何一篇的研究課題都不能充分探討人類社會所面對的經濟問題。

在標示為「一人世界」的第一篇裡，我們先介紹新古典經濟理論中經濟人的效用極大化行為。然後，在機會成本的討論中，我們強調成本的主觀意義。個人對他所擁有的選擇機會是主觀的；個人選擇其中的一個機會而放棄其他機會的成本也必然是主觀的。我們進一步探討機會成本的兩種意義，並藉以說明新古典主流派與社會主義在方法學上所犯的錯誤。最後，我們介紹先秦諸子的一些成本與權衡的概念。

在「兩人世界」的第二篇裡，我們先介紹交易中可能面臨的交易成本問題，然後介紹各種不同的合作方式以及合作障礙。個人選擇交易或生產合作的考慮不僅涉及主觀的機會成本，更因與第二人的往來而出現兩人之間的相互了解與信任的新問題。兩人若無法克服彼此的不信任，不論是規模經濟或是分工專精的利得將都無法獲得。在兩人世界中，唯有長期的合作機會可以誘使人們相互信任。本篇藉由賽局理論來說明合作的障礙，再以對交易成本的討論顯示出比賽局理論更豐富的經濟內涵。除此外，我們還加入對交易、合作以外的另一種偷竊、衝突的行為討論。最後，我們以春秋戰國時代裡的思想發展來探討文明的基本問題，並藉以說明經濟學的出發點在假設個人的行為動機是自為的，以及其關懷的是互利的行動結果。

在「禮義社會」的第三篇中，我們先詳細探討家庭與親子的關係。家庭中，除了長期合作的誘因外，夫妻在多種家務上的合作亦能增進兩人的彼此信任，其中包括了後嗣的繁衍。子女的生育延伸了個人的生命；而父母對子女的教養不僅能增加後代的幸福，也可能提升子女對年老父母的孝養。接著，我們探討初民社會的結合，以及市集與貨幣的自然長成秩序。初民社會裡的禮尚往來與宗教儀式等制度的運作，不但避免人們免除外來武力的欺凌，也免除天災的肆虐。市場的形成與貨幣的使用，不僅強化了人際間的結合關係，更降低了彼此在交易上所面臨的信任成本。在這個政府角色不重的「禮義社會」裡，秩序與成長都是靠著一些自然長成的制度的運作所維持。最後，我們把家庭關係裡的「自為兒定理」投影到整個中國歷史上的君主時代社會。從此探討裡，我們可以清晰的分析出儒家「禮義之邦」理想的幻滅。

在「法政社會」的第四篇裡，經濟的成長與工業化使得禮義社會下長成的制度難以再順利運作。多樣化的新產品、複雜的契約關係、更專精的犯罪集團的出現，都威脅到舊的財產權制度的維持，因而有賴制度的創新。我們逐次介紹刑罰、財產權、與契約等維繫人類合作的制度的經濟功能，並對公民權利與社會契約論提出嶄新的觀點。然而，古典的政府信任問題再度呈現：如何避免政府由市場的輔助者轉變成妨害者？過度提供的「公共財」使人民租稅負擔過重、有缺失的政府組織架構無法讓政府發揮適當的機能、不良的選舉制度更難以反應人民對公共事物的需要。利用分工的經濟原則，我們最後探討憲法的設計，並尋找一些能使政府運作的交易成本降低的架構。只有在較低的交易成本之下發揮政府功能，我們的社會才能在健全的金融制度與知識累積上再求繁榮與進步。

IV.

從上一節的簡述，即可明白要完成這樣一本教材絕不是一項輕鬆的任務，更不是我們之中任何一人有能力去獨立完成的。現在回顧，這本教材裡面仍有不少未能完全擺脫薩姆爾遜典範的內容，也仍有一些內容上尚處於剛突破的初階段；但即使如此，我們還是花了六、七年的時間才完成，而這還不包括開始書寫之前的摸索與構思階段。

當我從布坎南思想走進奧地利學派的海耶克支系時，甘寧來到系上。他曾受教於公共選擇學派的Gorden Tullock，後來走進奧地利學派的米塞斯支系，路徑和我有幾分類似。甘寧是干學平邀請來的，他帶來的米塞斯理論讓我可以從另一個角度去理解奧地利學派。他對這本教材更大的影響是徹底地把干學平帶進了奧地利學派。那時，我教財政學，干學平教總體經濟學。在我開始轉向到布坎南時，他正對Richard Posner的「法律的經濟分析」感到興趣。這研究課題還是屬於薩姆爾遜典範，干學平會在理解奧地利學派之後逐漸以寇斯的「法與經濟學」取代Posner的法律的經濟分析，現在回顧起來，也就不感驚訝了。奧地利學派對於寇斯的研究課題有相當分歧的看法，我們認為這研究課題依舊是在主觀論下突破了奧地利學派的理論限制，為該學派帶來新的生命。干學平稱我們這本教材為「經濟學ABC」（Austrians-Buchanan-Coase），這名稱比「經濟學101」好很多。

我們的基礎訓練都是新古典學派，因此可以輕易地處理一人世界的教材內容，雖然整個陳述的方式和一般的薩姆爾遜典範教材完全不同。另外，布坎南對兩人世界已有不少的論述，而公共選擇也提供了一些政治經濟學上的發展，只要整理這些文獻並設法納入我們的架構，問題也不大。較困難的是如何將傳統社會的禮義制度和寇斯的法律與經濟學併入進來。大家都愛談創新，尤其喜愛談論新點子。但是，從新點子出現後到完成可以上市的產品之間的過程才是創新的核心工作，因為這裡的每一步驟都需要切實的知識和毅力。很幸運地，干學平和我的合作與堅持，讓我們完成了這本教材。

這本教材除了在架構上擺脫薩姆爾遜典範外，另一個特色是納入大量的中國傳統文獻。在我們書寫這教材時，「中國經濟思想史」還是經濟系的必修科目。傳統有一句名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張載）對我們而言，這句話的操作意義就是：「如果中國經濟思想只是西方經濟思想的部分集合，那就把這門課程廢了吧！如果不是，屬於中國經濟思想所獨具的內容是什麼？」藉著重新架構和書寫經濟學教材的機會，我們追問這一個問題。在最後的階段，我們追到了答案。但很不幸地，屬於中國經濟思想所獨具的內容竟是源自於「井田制」思想的集體主義。這些思想最明確地表現在東漢何休對「初稅畝」的注疏。他並不從孟子的「什一稅」精神去詮釋，而是抓住《公羊傳》提到的「頌聲作矣」四字大作文章。讓我們看一段他的敘述：「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養父母妻子。五口為一家，公田十畝，即所謂十一而稅也。廬舍二畝半，凡為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共為一井，故曰井田。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井田之義：一曰無泄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財貨。...十井共出兵車一乘。...謹別田之高下善惡，分為三品...肥饒不得獨樂，瘠埆不得獨苦，故三年一換土易居。財均力平，兵車素定，是為軍民力，強國家。...民，春夏出田，秋冬入保城郭。田作之時，...旦開門，...晏出后時者不得出，暮不持樵者不得入。...男女同巷，相從夜績，至於夜中。...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十月事訖，父老教于校室，八歲者學小學，十五者學大學。...士以才進取，君以考功授官。三年耕，餘一年之蓄；九年耕，餘三年之積；三十年耕，有十年之儲。...四海之內，莫不樂其業。故曰：頌聲作矣。」

這是我國最早集體化社會的設計，連每日何時出城耕作、何時背木柴回城都有詳細的「作業規則」。概要地說，這是一個全面控制的「同風俗、通材貨、財均力平、兵車素定」的社會；它不禁令人想到毛澤東時代的「人民公社」。書成之後，我們知道接下去要繼續研究的方向，那不是探討社會福利最大化的政策分析，也不是以模型去分析宏觀調控的結果，而是深入探討經濟學與法律和政治的關係。於是，我們選擇了研究分工，干學平專注於法與經濟學，我則專注於政治經濟學。

以上是我對於我們這本經濟學教材的報告。